刀兄写作的当今，是汉语史上最暗淡的一页。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
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是古来的老话题。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 《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
自结成社会以来，在意见纷殊的众人之间，只有一种真实的状态，那就是妥协。
我种了一园芍药，邻人种了半亩牡丹，如果要相安无事，第一，彼此管管自己的嘴巴，不要把对方挖苦过甚;第二，对对方一般性质的异议，要能忍受，不要摆出惹不起的架势。两条缺一，都得打起来。
所以，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一通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刚播完，就有了一片批评之声，指责有节目“拿农民开玩笑”。这真是让人没办法。为什么就不能拿农民开玩笑呢?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谁能讲明其中的道理吗?
举而反之，推而广之，能拿工人开玩笑吗?能拿学生开玩笑吗?能拿……。能拿任何群体开玩笑吗?能拿任何个人开玩笑吗?最后，还能开玩笑吗?
我拿我的道理同一位前辈争论，他一时无话，半闭了一会儿眼睛，说：“那就不能什么玩笑也不开吗?”我说不能，否则便成严峻的社会，遍地禁忌，动辄得咎，我不知道有谁喜欢这样的日子。
其实，“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
父母最大的难处，任何守则或规范里面都没写。我们，与许多父母一样。既希望孩子能是个好人，又希望他有好的前程。也就是说，既希望他是个正直的人，又希望他在社会中成功。而以现在的情形，或可以预见的将来看，这多少有些矛盾。
既不想让他长成个骗子，又不想让他成为与别人格格不入的“狷”者。《老子》里面讲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那是非常好的境界。不过但凡写进《老子》的，那肯定是做不到的事，何况对一个孩子!
我承认我的一些教育办法也不怎么样，但我有时“反着干”的理由只是想让孩子知道，除了正规的教育，世界上还有各种见解、各种行为。
关于人有许多定义，其中一个说，人是会笑的动物。这个定义被二十世纪孜孜不倦的科学家动摇了，据他们的研究，另一些灵长类动物也有笑的表情。我则发现，猫也会笑。所以更可靠的说法可能是，人是唯一会“嘲笑”的动物。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伤害在什么地方。把某样东西宣布为“臭”，和要你自己动手把它“批臭”，这里面的区别很深。把孩子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达尔文是猴子，这不过是谬见的强迫教育。而要孩子自己动手来证明达尔文是猴子，得逼着他发动全部的恶意，抛弃对同类的所有同情心，蔑视一切他已知和未知的逻辑，把对事实的任何敬意踩到泥淖里去。前一种是对羊的训练，后一种兼有对狼的训练。前一种训练出来的是食物，后一种训练出来的，除了做食物，还会为主人捕食。对知道达尔文不是猴子的成年人来说，去批判达尔文是猴子，要先对自己进行无耻训练;对孩子来说，没有这种痛苦，而更坏的却是，他将不知道这里面有羞耻。对小学生，或任何对该对象无知的人来说，去批判一种对象，很像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在里面人们可以满足一种运用无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吗?我用一句“他妈的”就可以打倒你;管它是多少人殚精竭虑才产生的一点思想，我照样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这才是要义所在。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习惯于不讲道理，习惯于说谎，编造是非，习惯于把别人往坏里琢磨，习惯于依赖愚昧，并从愚昧中发现出力量，体验到快乐。田间地头学哲学，工人阶级上讲台，在这种“游戏”里，受伤害的绝不是知识传统的本身，而是我们。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念过书的人拿起什么事来都敢胡说，我怀疑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批判”着过来的。
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
中国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汉武帝，谓之秦三世，亦无不可。帝师李斯的理论之一，是把社会压扁。在他看来，对帝权的威胁，不来自易于胁制的小民，而来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对李斯的五蠹之说，汉武帝去其二而用其三;酷吏或自以为得意，其实他到底在干什么，自己未必清楚，而是简在帝心。
小民从酷吏那里得到的好处，纵有也是暂时的，酷吏能去恶人于一时，却助纵恶之制长命百岁。何况酷吏绝不是秉法之人，如杜周所说，哪里有什么法律，人主的意旨就是律令。酷吏往往善伺上意，便在于此。为酷吏鼓掌的人，需得有把握自己绝无可能犯法，或者犯忌，否则不要抱怨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种可恶当诛之处。
《打严嵩》还要继续唱下去。谁在乎?我对严嵩没兴趣。我有兴趣的是自己，还有多少地方，是无知无识中被人操纵着的?舆论也是这样。不要以为人多智盛，许多时候，罗马确实只有一个脖子。
春秋时期，在原则与权变之间的选择，并非易事。城濮之战前，晋文公向咎犯和雍季问计。咎犯说，打仗的事，诈伪是没关系的，请君用诈。雍季说，诈伪虽可得志于一时，却断了后路，请君用正。晋文公用咎犯的建议打败了楚军，回来行赏，雍季在上，理由是雍季讲的是万世之利，咎犯讲的是一时之务。
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入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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