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呢。
我少时也喜慕非常之举，直到长大，读过些历史和大人物的传记，才踌躇起来，——人可以将最美好的东西献于社会，却将黑暗的一面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给我们的文明史伟大的财产，却让他身边的人万分痛苦。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也许只好让土归于土，水归于水，该感激的感激，该斥责的斥责。
海瑞胸中的径寸丹心是什么?对弱者的同情心?从他的政令来看，似乎是的，因为他断起案来，总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但联系到其他方面，又未必然，因为很难想象一种广泛的感情会丰于彼而吝于此。看来那是一种抽象的正义，圣化的政治理想，强烈到可以克制正常的情感，而不是养成与丰富之。其实圣人哪里又是这样的呢?还记得孔子不与暴虎冯河，并厌恶果敢而窒者吗?
我本来相当厌恶《大学》里修齐治平这一套，近年渐渐觉得它不是毫无道理。修身齐家为先，治国平天下为后。没有一种借口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拋亲弃友，尽管曾有许多强人取得过相反的成功，对他们来说，亲密的人，不过是些可以在必要时牺牲而又不引起非议的人——不但不引起非议，还经常为人喷啧赞叹呢。
在春秋时代，家是高于国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以伐父母之邦，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也许问题不在于“忠”“孝”这些范畴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前面我只说“家国”“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说“公私”，就是因为古代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公”的结构，家也是私，国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私有之物(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们可以说“古代社会”，但得意识到那种“社会”并无清楚的边际，也无自己的价值体系。那种社会没有管理，像个战场，任由强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类的狭念像野兽一样不受羁束地驰骋冲突。
人常奇怪骄傲一生的嵇康临死前写的《家诫》，小心烦琐，简直不像《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作者写的;捧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苏轼读到韩愈的《示儿》，失望地说“所言皆利禄事”。我不知道他们希望嵇康或韩愈怎么写，难道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说几句老实话吗?
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西谚有云：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layer。我们的传统反是。
“为了失败而斗争”，这话听着虽怪，偶尔也是实情。东林党中后期的一些作为，从某种逻辑上说，望似并不愿取得实际的政治成，倒像是巴不得被镇压，以轰轰烈烈地失败。——并不是说当时真有人这么想，但人扮演被分配的角色，并不需要心里明白。如果东林党全面接管政治，丝毫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崇祯朝的经历已可验证这一点，那么泛道德主义的破产，当无可逃避。失诸朝而得诸野，唯有政局的失败，才能维系教义的稳固;王朝的灭亡，掩护了思潮，使之得以长存;何况悲剧给人机会以成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值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
人对自己不满，多半要移怒于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气就坏，盛唐人宽松，晚唐人就苛细。吴三桂在清代的名声何以如此不堪?若说是因为引满洲兵入关，则大家都是“本朝的人”，马不说驴脸长;若说是因为造反，而以遗民自任的人，也在骂吴三桂。我想清初的人，尽管已输诚于清室，而且立刻做到忠心耿耿这一老本行，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不自在的。这种不安，自己对自己都不会承认，其表现，大概也只在痛哭吴三桂之类的事情上。
那时的舆论很严厉，如果谁有一点丑闻，大家一拥而上，深揭猛批，尽性而去，好比一群道德的掠食者，每天在等新食物，一发现别人的毛病，立刻精神抖擞。李光地自己是词臣出身，也没做过十分出格的事，而不见容于清议，他后来回想，总以为是政敌从中构间，其实还是自己做错了事，且赶上一个不容错的时代。
哪些是人性的弱点，哪些是邪恶，那时的人并不去分别。事实上，李光地自己也信奉的道德哲学，就想消灭人性的弱点，甚至逼人为善。劝善与逼善是有分别的，因为道德命题并不对称。我们可以说让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就此反推不让梨就不高尚，不道德，无耻，该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励性的，推行规范，是禁止性的。规范禁止杀人，但我们很少会在日记里写下“今天又没杀人”，以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过来，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不意味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经常发生的是，那些鼓励性、建议性的伦理信条，被不正确地逆推后，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
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是发现别人的错处，力批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更要大力挞伐。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最喜欢抨击哪类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准确率。当然最好还是不这么做，猜想别人的动机，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
在所有的错误中，软弱的错误，是人们最愿意腾口讥评的。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 “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帝王发起文字狱，最基本的心理，是做贼心虚，自己知道自己的天下是怎么来的，便以为别人也知道。隋炀帝弑父，才会认为薛道衡赞美文帝是在暗中讽刺自己;武则天杀子，才会一读李贤的《黄瓜台词》而震怒。元人马上抢得天下，以为理所应当，心中坦然，没兴趣去天天琢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骂自己。满人接受了汉人的合法性理论，便总觉得自己底气不足，直至杯弓蛇影。孔子说的“小人长戚戚”，此之谓也。
儿童游戏有“官兵捉贼”。如朱元璋者，明明做了官兵，内心深处，仍然贼性不改，不待人说沐猴而冠，自己先蜷起手来，以强盗自任，也算是怪脾气。乾隆晚期以后，天下坐稳，不必事事提防，文字狱也渐渐地少了，只是这时的文人，也渐渐地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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