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什么是正义?怎样实现正义?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解释道：正义是善的理念，从公民生活层面，城邦公民因为各自的需求不同，各自天赋不同，因此依据各自的天赋发挥其专长，形成专业化地分工，相互交换及合作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从政治生活层面，社会严格按照分工形成三个等级，互不侵犯，拥有“善”理念的哲学家进行统治，军人进行国家保卫工作，生产者从事社会生产，哲学家和军人是统治阶级，生产者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可僭越。实现正义的主要手段是教育，柏拉图认为教育是激发公民天赋的重要措施，在二十岁前，公民应当接受艺术和体育的教育;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应当学习数学、几何、天文学等;三十至五十岁学习哲学(辩证法)，接触关于“善”理念，也可以说是关于统治的知识。统治者不同于古罗马执政官拥有的统治权威，而是依靠自身的智慧思考如何进行合理地社会分工。除了教育，柏拉图还主张在哲学家和军人之中实行“共产共妻”，没有自己的资产和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因为偏向子女家庭的私心是影响统治者进行公共服务的坏因素。
古希腊哲学经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等后，发展至苏格拉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对水、火、气、数、原子等自然的关注，转向对人本身的关注，体现出早期的人本主义精神，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主张“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看到人类本质是思想的动物，应当不断追求智慧和真理，并倡导获取知识的方法，故其常常在公共场合进行讲学，提出问题或定义，经过众人的质疑、诘难和辩论，进行反复验证从而得出结论，这就是“辩证法”最初的来源。但是，正是因为常常推翻假设，故最终也无法得出肯定性的结论。这大概是苏格拉底式“问答辩证法”的局限所在。
在论证“国家的正义”时，提到了关于“城邦的起源”的问题，而柏拉图的城邦起源观是社会和国家不分的，城邦的起源就是社会的起源。第一段已经明确了关于公共生活社会分工和合作的问题，正是因为公共生活使得每个人获得更多的好处，故越来越多的人来此聚居，形成公共生活区，这便是早期城邦。随着职业越来越多样化，社会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土地需求量越来越大，扩张需求日益显现，战争便出现，于是产生了对军队的需求。当对外扩张的形式从商业贸易转向战争，城邦就发生了质变。掠夺土地、财富和人口，俘虏成为奴隶，城邦成为奴隶主镇压奴隶的国家机器，这便形成了早期的国家。奴隶制不是柏拉图关注的重点问题，在《理想国》中鲜有涉及。从 “城邦的起源”推理出“城邦的本质”，所谓理想国就是三等级之间分工合作互相帮助的关系，以求得普遍的幸福，即“善”。这是柏拉图经由理性设想出的国家序列，对于指导现实世界的国家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法律上的正义”，柏拉图认为，各人拥有各自财物，不侵占他人财物。这是朴素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同时体现了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强烈的等价交换意识。借用现代人对成年人架构的理解，说出去的话都是泼出去的自己，不傲慢、不紧张、不激动、好好表达、情绪稳定、笑着说话，以及等价交换。也可以说，没有无来由的爱，也没有无缘故的恨，成年人之间应当是互不拖欠，互相珍重，互道安好。每个人作为平等、自由而独立的个体，在欲望或者本我的控制之下，在个体的安全范围内可以自由宣泄，在激情或自我的驱使之下发挥天赋使得自身获利，在理性或者超我的范畴中遵守社会规则行走于理性和智慧的阳光之下。从小孩式样成长为大人模样，必然是一个从欲望本位向理性本位转变的过程，这就是所谓“成熟”。不提倡一味消解欲望而追求社会化，但是成长必然伴随着自身的“破”和“立”，其中成长过程伴随的阵痛是成熟的代价，而当我们变得“成熟”，拥有了“理性”，才会获得更多的“自由”。没有理性和智慧的人说自己拥有自由，可以说是瞎扯淡了!
正义的城邦具有三项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通过知识对城邦进行很好的规划，这种知识不同于工匠、农民或者商人的知识，是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的知识，改进她的对内对外关系的。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把握自然规律的、永恒的、绝对的知识，即哲人所拥有的理性。同时，国家应当是勇敢的，勇敢应当为为保卫正义城邦而战的军人所必备。“这部分人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能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什么样的事情才应当害怕——的信念。”这种“保持”的信念是精神上的能力，必须具备良好的天性以及通过教育进行培养，使得军人不至于由于“快乐”、“苦恼”、“害怕”等这类褪色碱水而褪色。关于“节制”的美德，在三个等级中分别有不同表现，“受过最好教育具有最高天赋” 的人在理念和理性之下，由人的思考指导着欲望，从而变得有分寸;“为数众多的下等人”的欲望被少数优秀人物的欲望和智慧统治着;“谁为统治者”的问题为众人所默许。综上，智慧和勇敢由统治阶层所具备，节制指导着全体公民。正是因为“节制”的美德，整个城邦变得统一而协调，正如音乐之节奏，体操之韵律，唯有内在的顺序性、连贯性和一致性才能使得整个表演圆满而和谐。此处又可以和柏拉图教育理念相呼应，年轻时全体公民应当学习艺术和体操，“它们用优雅的言辞和良好的教训培养和加强理性，又用和声和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
关于如何达到“正义”?柏拉图用了著名三喻，日喻、线喻、洞喻。此外还有床喻等。正因太阳人眼才能看见事物和太阳本身，事物因为太阳光而被看见。而太阳如善的理念，眼睛如理性，事物如理念，即正是因为有了善的理念，理性才看见理念，善的理念赋予了理性认识理念的能力。同时，理念从善得到了它们的可知性，而且得到了自己的存在和实在，但是善理念高于理性和知识。所以有一个统治可知世界的王，即“善理念”，还有一个统治可见世界的王，即“理性”。“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是柏拉图对世界的理论划分，后又被共产主义的先行者卡尔·马克思发展为“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线喻”用四线段来划分认识的四等级，世界分为“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右边是认识活动，从上至下是认识活动的四个等级，分别为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左边是认识对象，从下至上分别是影像、实物、影像(数学、几何等)和理念。其中理性、理智、影像(数学、几何等)和理念属于可知世界，信念、想象、影像和实物属于可见世界。由想象和信念对影像和实物产生意见，这是一般公民可以获得的能力，至少说明普通公民有获得真相的机会。而由理性、理智对影像(数学、几何等)和理念产生知识，尤其是通过理性(眼睛)理解(看见)善理念(太阳)的知识，是城邦统治者通过辩证法学习后才可以拥有的智慧。左边的上升过程，除了天赋因素，教育至关重要，教育使得心灵获得转向的机会，这便是哲学家之路，唯有哲学家可称王。
太阳使实物产生影像，这是我们走出黑暗“洞穴”后第一样适应的东西，随着对光线的逐渐适应，我们看见了实物，教育使我们获得数学和几何学的知识，对这些知识的运用使实物在图纸上变得抽象，而人脑中仍存在着实物的真实印象(正如丈量地球后画出来的地图，测量山脉后划出的等高线，这是经过专业化训练后获得的抽象化的能力，在柏拉图的理论中，是统治阶层20岁-30岁才有的能力)。从几何图案(影像)上升到理念，便是从科学上升到哲学的恰当比喻。左边认识对象部分由下至上的升华过程，恰好印证了“归纳推理”的逻辑方法，通过对大量样本的分析与综合，归纳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绝对性、永恒性、指导性的哲学原理。这也恰好对应了从“多”到“一”的过程。
看向右边的认识活动，当拥有了知识能力，便能从理性推理出理智，理性凭借逻各斯这一工具，利用辩证法的知识，在可知世界中，由理性获得理念，甚至获得善理念。通过对绝对原理的把握，逐步下降到想象的世界，绝对原理即为绝对真实，这是从大前提走向结论的严谨过程，常被称之为“演绎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将“眼目流转于法律规定与法律事实之间，以期获得使众人信服的司法裁判。”“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统治者拥有了善理念后便能规划出井然有序的城邦，监督城邦的政治制度，这便是“理想国”了。上升后要下降，哲学家需回到“洞穴”中去，服务于“洞穴”中的普通人，哲学家被普通人当作异端，可是正是由于普通人接受了艺术和体操的教育，具有温和、平稳而文明的美德，对于“和谐”心向往之，故对其多加“说服”便能将普通人引向“洞穴”之外。至于是否有人能把握这个绝对原理，柏拉图以外再无柏拉图，作为普通人只能通过反复辩证和讨论以期获得适应于现实世界的正确知识，这是把毛主席的话演绎了一遍。
张竹明先生认为：《理想国》的推理过程采用的是逆向思维。如何获得国家的善?此来自于精英人物的统治。精英人物的正确统治源于何处?源于理性的主导作用。理性的主导作用源于什么?来自对善理念的把握。绝对原理的把握则决定于辩证法的学习，即来自于正确的教育。只是正确的教育又来源于哪呢?是哲学家吗?哲学家又来源于哪里?恐怕就陷入了解释学的循环怪圈了。哲学家大概来自于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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