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位非金融领域的朋友问我，你觉得中国房价股价一直涨真的就是好吗?那时候大概是2015年，是贸易战之前国运幻觉的顶峰。其实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社会层面的进步，所有的红利最终都会耗尽。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红利还剩多少，制度应该往哪里去?彭文生在这本书里做出了一些回答。虽然不是第一次读这本书，但在几年之后回顾当初的一些论断，总还有些新的体会和收获。
第一个看点：刘鹤为本书作序。他在序言里认同前期快速发展主要来自于制度变革红利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困境也就很清晰了：这些红利都已经所剩无几。接下来有可能激发红利的方向，刘鹤谈了三个：一是促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二是发展城市群推进新型城镇化，三是改善收入分配。我的理解，这与他自己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三个方向其实都是同一个方向，就是建设成规模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应该有好几亿人，而不是现在的那一两亿人。这个思路应该说在今时今日的政策中能够看得较为清晰，也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是，建设一个如此庞大的中产阶级，在全球都是未有过的事业，其本身并不容易。
第二个看点：对人口红利的理解。我国的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虽然已经见顶，但是在2030年以前仍将维持在120%高位;并且，我国生产者的受教育程度上升和经验积累是较快的。也就是说，我国会从一般意义上的“廉价劳动力红利”，逐渐过渡到“工程师红利”，这个过程可能比其他国家曾经经历的更迅速。这至少有两个引申的结论：首先，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长期处于过剩经济(特别是考虑到高投资沉淀下来的庞大资本存量)，所有关于中国经济陷入滞胀或者恶性通胀的担忧都是多余的，中国经济的问题仍将长期体现为有效需求的不足，而总需求的刺激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资产价格、债务、环境)，激活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其次，生产者的素质层级和劳动方式提升，也意味着消费的偏好会随之变化(即使收入水平并未显著上升)，初代农民工打工攒钱回老家盖房娶媳妇等支出方式会萎缩，更加贴近城市的消费选择(餐饮、娱乐、旅游等)会不断提升。
第三个看点：政府职能转变。彭文生在政策建议的部分，重点谈到了需要注重的几个问题：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需求与供给。考虑到最近几年政策的实际动向，彭文生在2012年提出的这些方向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我的理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那句对主要矛盾的表述，其实就在回答上述问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将会迅速的退化、保护民生的职能将会继续加强，这在彭文生的表述中，就是政府支出结构要增加公共服务、降低投资，特别是应该退出市场性竞争性的投资行为。这个变化如果真的能够发生，也许我们会发现，产能过剩、隐性债务、房地产依赖、金融资源挤占等问题都迎刃而解，需求管理的以退为进，可能成为新时代的改革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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