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XXX。XXX同学说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今天的演讲并不是完全“听将令”的。百年之后的今天，“五四”依然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谈论“五四”，也是一件荣幸却又真的使人非常惭愧的事。我有时候觉得，许多年轻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精神上仿佛不是年轻的，而是过早成熟甚至衰老的，有时我甚至不由得会非常怀念那个青春的时代。
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使中西交流与碰撞变得难以回避，中国不再是文化圈的中心、天朝上国，而仅仅是地球上民族国家的一员，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始终都是要面对的。南大的南帆老师认为，孔子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横眉怒斥孔孟之道的鲁迅也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北大的陈平原老师也说，“传统”不应该单指遥远的过去，晚清以来的中华文化、思想、学术，特别是“五四”，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传统”。当然，这里的传统既是继承的对象，也是批判的对象，不过或许我们会疑问，为什么学界一直都有重返“五四”或回到“五四”的声音?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现当代面对古典文学学科压力下的一种策略性表述，而是说回顾历史，“五四”的确有不断挖掘与对话的价值。当然，这里说的“五四”是广义的，不仅限于1919年5月4日的那场学生运动。
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到“从来如此，便对么?”，提到“五四”，我们会自然地想到“民主”、“科学”、“个性解放”、“思想启蒙”、“学生运动”等关键词。去年，谢冕老师在武大“百年新诗三人谈”的讲座中也说：对于新诗，“五四”是一个争取自由的开创性时代。我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于“大一统”中负重前行的国家，“五四”“百家争鸣”的状态本身就足以让人欣羡不已。
然而，对于“五四”的理解，却不能简单地作如是观。实际上，历史中各种各样的话语都参与到了对“五四”的言说与建构当中。举个例子，许多报刊在“五四”逢十周年刊登的纪念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政治的印记，比如1949年，《人民日报》根据《延座讲话》的相关论述，强调五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要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争取解放战争最后的胜利;1969年，说的是要走“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强调知识分子再教育，肯定无产阶级大革命;1989年，强调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倡导党与青年相互沟通和理解，安定团结、同舟共济。也许这些表述或多或少偏离了“五四”的本来面目，但这种情况本身就足以说明“五四”与社会政治思潮之间的复杂性和暧昧性。
我们在学现当代文学时接触过这样的论述：30年代的左翼文学破坏了“五四”新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形态，之后的解放区、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彻底背离了“五四”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则是对“五四”文学的全面回归。
然而，这种论述是不是唯一正确的理解呢?比如，洪子诚老师认为，“五四”其实是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一体化”的起点。如果重新阅读那一时期的理论文章，我们会发现，“五四”新文学的确通过断裂与排斥的手段，表现出了对某种“理想”文学形态的规划与实践。在新文学打倒的列表里，有古典文学中的一部分、有鸳鸯蝴蝶、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也有“学衡”等思想倾向较为保守的流派。另外，我们会发现，在新文化运动者们看来，文学并不具有某种自主性与独立性，而是一种唤醒年轻人、追求民族国家独立自强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政治革命失败后转向思想文化革命的产物，连自由主义的胡适都说，《新青年》的理想就是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思想文化等非政治领域中建设政治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20年代末会迅速转向左翼，直截了当地提出文艺是政治的工具。
相较于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探讨，的确是不那么具有“文学性”的，甚至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许多作品和作家都天生地与政治结缘。或许我们会感到惋惜，因为这对作家和作品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限制了“五四”以来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这一点，陈平原老师特别坦诚地说：相对于“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以深渊或优美见长，而是略显粗糙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粗糙的文学却是生气淋漓的，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感受更为休戚与共。应当看到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确生气淋漓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为时代变革所激起的奋斗与追求，百年“五四”的历史，也是一部无数知识分子的梦想史、奋斗史与血泪史。对于这样的历史，我觉得应当有褒贬与反思，但不能缺乏基本的理解与同情。
说到这，我还想起朋友圈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告别革命”间或成为90年代一种深刻而可悲的社会共识。与“革命”同时遭到放逐的，是有关阶级、平等的观念及其讨论。革命、社会平等的理想及其实践，被简单地等同于谎言、灾难，甚至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
面对90年代以来的“三农”、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异巨大、娱乐至死、人文精神缺失等问题，有时候我会想，“启蒙”是否仍有其存在的必要与价值?不太成功的中国经验、社会主义经验中是否也有应该值得重视的教训与思想资源?
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5月4日被定为“五四文艺节”，这种将“五四”与激进的思潮相剥离的做法其实是耐人寻味的。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有一篇小说叫《冬夜》，里面说哈佛的一个美国学生，他把“五四”批判得体无完肤，认为那一代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造成了对传统的断裂和思想界的混乱。其实白先勇先生对新文学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是有诸多批评的，但他对于“五四”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充满理想的精神追求依然选择了一种守护的立场。
回望历史，“五四”的确存在着许多天真乃至幼稚的想法，但从宏观上来看，我觉得“五四”一代大胆变革、重估一切价值、不断前行的精神气质是值得尊敬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今天的许多现象，“五四”的批判性与战斗性更显得异常可贵。
今天，“五四”仿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新时代的青年要传承五四精神，发扬革命传统，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这样的表述其实是很难有说服力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谈论“五四”，并不意味着要对其作毫无保留的肯定，但也不能把“五四”当做一种本质主义的结论或宣传式的口号(正如“民主”与“科学”不应该只是“五四”的口号一样)，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可以讨论和思考的对象，以“重返”的方式参与到对“当今”社会和思想文化的探讨当中。
尽管在探讨的过程中依旧无法避免要“戴着镣铐跳舞”，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拒绝反思的理由。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五四”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依旧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晚清以来的政治、文化实践依旧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思想观念和行动，历史依旧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今天，我们依然能从祖父母辈、父母辈甚至我们自己身上体会到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告别革命”却又无法真正告别的时代，当下的中国也依然为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所困扰。我相信大家的心灵多少都能感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强烈震撼，感受到处在中西方文明夹缝之中的那种分裂感与不安全感。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并不是起点，更不会是终点。
与古代相比，作为政治和文化运动的“五四”，在反思历史和回应当下的问题上的确更为直接。并且，既然“五四”对于诸多问题的探讨是肤浅、情绪化而浅尝辄止的，那么观察当今中国的许多问题，发现我们依旧没有真正“走出”“五四”时，难免会感到分外沮丧和悲哀。有时甚至会想到鲁迅的名言——“什么都要从新做过”、“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比如上个月学校里的“国学大师”讲座事件，以及网络上频频曝出的“女德班”，就是对百年以前“五四”提倡女性解放、反对愚昧的深刻反讽。
今年“三八”节前后，杨老师说朋友圈里一位前辈的话让她非常感动，她说很多“她们”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一生都要为生活奔波。那占有了资源、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精英的“我们”，可不可以改变自己，不要自怜、去做一些事情呢?
这段话也让我很感动，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改变世界的冲动。有时候，面对社会上各种无形的阻碍，真会有种走入了“无物之阵”的感觉。但“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真的比纯粹的自怜和发泄更重要。鲁迅先生有很多“黑暗面”，他在彷徨与怀疑中前进、在反抗绝望中战斗、在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坚持启蒙，这种态度与实践更能让人从中获得力量，“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比乌托邦的空幻理想更能让人信服。
因此，对于百年“五四”的思考和自我反省，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关切到我们每个人的一件事。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中国，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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