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秋季，我上小学。
因为我的生日是在9月中旬，按照规定，本该下一年入学。可是，那个年代，父母都在工厂上班，孩子不上学就得进托儿所，而我家的经济状况是付不起托儿所的费用。
于是，为了能提前入学，母亲三番五次去找校长，请求让我入学，并保证绝不拖后腿，假如跟不上，就立马退学。
好在，学校就是长城机床厂的子弟学校，我的父母就是机床厂的职工。因此，我被母亲如愿以偿送进学校，开始我的小学生涯。
01
因为我年龄小，与同班同学相比，别看就差一两岁，可还是没开窍。
我记得第一节语文课上，马老师用手指着黑板上的田字格里的“毛主席万岁!”，让我们在本上照着写，然后她就走出教室。
那年我们偌大的校园里，除了在建的一栋教学楼，就只有一排南北走向的红砖平房，一共有五间，最南边的两间依次是二年级和一年级的教室，当时一、二年级各有一个班。
后三间分别是老师的办公室、图书室和体育器材室。
我们班大约有五、六十人，马老师离开教室之后，屋里依然鸦雀无声，人人都在奋笔疾书，可我就是坐不住。
因为个子小，就坐在西窗下的第一排，写一会儿，我就忍不住抬起头来环视四周，毫不顾忌地伸展了一下两只胳膊。
就这一伸展，立刻就被站在门外观望的马老师逮个正着，她一个箭步飞进教室，一把就把我像提小鸡一样提到讲台上，杀鸡给猴看，她说我张牙舞爪，无法无天，是自由主义泛滥的行为表现，凡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同学，都不会像我这样。
这还不算，又把我提溜到隔壁二年级教室，扔在讲台上立正示众，让我姐的全班同学都认识一下我这个不知羞耻的学生。
那时的我真的是不知羞耻，也不知自己错在哪儿。当我姐回家报告给爸妈说我上课被揪出教室在全校示众时，我的心七上八下，最担心爸妈揍我一顿。
结果，爸妈都没揍我，也没骂我，只是说学生上课得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
02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新的教学楼启用，我们搬进去。
当时，我们的教学楼是全市最拉风的一栋。能盖得起如此美观大气还供暖气的二层楼的学校，也只有我们这样属于一机部直属企业的机床厂子弟学校。
坐在这样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我不是用心学习，而是经常开小差，不喜欢听马老师的语文课。
数学课上，经常请假去厕所顺便在外面游玩。
因为数学白老师家里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男孩，做厂医的母亲经常给这个孩子推拿，我就借此便利，在上课时间得到特赦去厕所的路上跑到教学楼后面没人看见的地方玩够了再回教室，那种感觉就是优越。
五年的小学生涯，课堂所学的内容，我几乎都没有记忆，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听忆苦思甜报告。
报告通常都是由老革命，老军人，或者我班同学的老父亲讲，每每同学和老师们都听的泪流满面时，我却怎么都挤不出眼泪，只好把头埋在低低的位置。
到了大家都在失声哭泣时，就有人高呼“不忘阶级仇!牢记血泪恨!”，这时的我最遗憾的就是老师为什么从来都不安排我去领头喊口号呢。
听完报告，每人发一块儿忆苦思甜苦菜饼，是由玉米面活着苦菜蒸熟，没油没味，特难吃，谁不吃就是没有阶级感情。谁说难吃就是反动分子。
虽然在课堂上，我没学过什么，但课后在家，随时随地我都会被母亲监督着背乘法小九九，流利地朗读课文。
我记得，母亲在缝被子，我就在旁边大声读书，每读一句都不许顿卡，也不许重复。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考试，但母亲常说，既然给学校做了保证，我说话就得算数，不能让你落后。
因此，时至今日，我感谢母亲在我读书启蒙阶段的引导。
03
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我班有个男生叫张智明，就坐在我前面一排，他的性格有点像女孩，很腼腆，长得也像个女孩，白白净净的，嘴唇红润，就是有点地包天。
有一天自习课，他突然转回头来对我说：“哎，你知道吗，我小学毕业就离开这里去回大连，咱俩这么好，能不能交换一张照片，在背后写上通信地址，以后我可以给你写信。”
我当时非常窘迫，要知道，我家可不像他家的条件那么好，他的外公是老革命，还是厂领导，他的父亲是军人，他寄养在外公家不愁吃不愁穿，还有零花钱。
我的父母月工资总和不足百元，农村老家还有爷爷奶奶要接济，我们姐弟仨从来就没有零花钱，六一儿童节或者过年时，每人只有一、两毛压岁钱。
根本不可能有闲钱拿去照相，即使逢年过节照了相，也都是一张一版，一只手就数得清的那几张照片，我自己都珍惜的不得了，怎么舍得送人。
一张照片都不舍得给的交情，导致人家再也没和我有任何联系。也不知四十多年之后的他如今是啥样。
小学生的记忆力是最好的，也是人生起步的关键时刻。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广交朋友。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我只能在机床厂子弟学校所学的基础上继续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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