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气既是成为领导的必备素质，也是决定领导层级高低和领导成就大小的关键性因素。纵览古今，那些为君为上僚者在才略上往往并不如为臣为下僚者表现得那么酣畅淋漓、令人叫绝，但后者却往往心甘情愿地受前者驱使或被前者得心应手地役使。比如萧何、张良、韩信号称“汉初三杰”，他们的政治、筹策和用兵能力都是刘邦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但都如影随形地追随刘邦，荣辱生死都被操于刘邦之手。造成这种地位差别的因素或许很多，但他们比不上刘邦有胆气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胆气对于领导的重要意义，还可作如下的理论和逻辑分析。
首先，领导工作不是一种完全靠理性完成的工作，它在特定的或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情况下，需要的不是智慧、谋略、远见、经验等理性的因素，而是胆气、豪情、意志、决心等非理性的因素。因为领导环境和领导对象具有无限多样性和无比的复杂性，人的理性包括领导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出类拔萃的领导也会存在一些无法预料和无法把握的理性盲区。越是面临生死存亡和成败兴废的重大转折关头，越是难以做到算无遗策。在很多情况下，主客双方或竞争双方会达到一种理性休眠或相互抵消的状态，而成败荣辱就取决于非理性因素，此时敢做的胆气和决心就比是否能做的判断更重要。经验表明，对一种事情不知如何做是好时，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做都会比无所作为强。因为理性此时已进人盲区，再靠理性来判断是徒劳的，只会贻误时机、坐以待毙，而敢于做甚或破釜沉舟地搏击一番，或许还有打破均势或反客为主的可能。
其次，领导活动是一种充满风险性和探索性的活动，凡事不可能都做到胸有成竹、照章而行，而需要在不断的尝试和摸索中进行总结和完善，具有典型的试错的行为特征。这决定了先冒风险者就会先取得经验，多尝试失败者可能会积累更多的智慧。敢于冒失败的风险，屡败屡战，需要的就是过人的胆气，这是败中取胜、一战成功的先决条件。东汉末群雄并起，当时袁绍的实力比曹操强大。但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却对袁绍不以为然。他认为袁绍志大面才疏、色厉而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趋小利而拼命，属于羊质虎皮、凤毛鸡胆的类型，称不上是当世英雄。袁绍的这一缺点也可视为胆气不足。后来袁绍的结局也的确验证了曹操的评价。
再次，领导活动是一种高度竞争性的活动，机会稍纵即逝，领导资源处在各方激烈的争夺之中。有胆气往往能弥补见识和判断力的不足，以大无畏的气概先下手为强，能达到捷足先登的效果。
最后，领导活动还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活动，领导者敢作敢为是赢得组织群体拥戴的重要品格。有胆气的领导才会有作为，才可能有担当，才会有统御力，下属才可能对其产生信赖感、敬畏感，才会义无反顾地追随和拥护。如果领导首鼠两端、畏首畏尾，即使有再高的才华和再好的品行，下属也会因为其缺少决断的勇气而觉得靠不住，从而滋生离心心理和轻慢心理。
领导的胆气是领导素质中的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因素，对领导来讲，胆气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要使胆气发挥出最大限度的作用，还必须使胆与识、胆与谋、胆与能、胆与技、胆与量等素质因素结合起来，在保持领导行为的开拓性和果断性的同时，力求减少盲目性、冲动性，提高领导行为的可控性和科学性，以取得最大的领导成效。
再说正气。领导角色的成功是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结果，而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主观表现和道德追求就是体现在领导角色身上的正气。刘邦的成功与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展示的正气或以正气为号召有着重要的关系。
尽管后世多谊染刘邦的道德瑕疵和品行的顽劣，但与当时的其他同辈相比，领导角色的成功必须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势，乘势而行则如高山滚石，自会增千钧之力;逆势而为则不啻如陆地行舟，费多而成少。宣示正义、弘扬正气，就是领导者首先要营造和借助的势。以正义为旗帜、以正气为形象，就会名正而言顺、言顺而事成，产生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感召力。
领导的正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益追求。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起码是实现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政治的本质与核心是利益，而利益是社会的人的利益。无论是何种社会形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地代表着更大的正义，这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追求所决定的。自觉地追求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客观上增加和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行为中的正气就会油然而生。领导者以主持正义自励、以保持凛然正气为范，就会自觉缩小与社会多数人利益追求上的距离，从而赢得社会多数人的拥护，为自己的成功积聚道义和物质的力量。
二是道德情操。追求价值的合理性和崇高是人类社会化生存的必然的行为方式，即使是在新旧道德观更替的社会转型期，人们也会自觉追求理想的道德价值，也会存在一些人们较为普遍认同的道德价值原则。追求、维护和实践这种道德价值，就拥有了社会正义的代言人的地位，就会成为社会公众追随的精神领袖，就会对他们产生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领导者在道德上表现出的正气往往能够固化下属的忠诚，强化和弥补利益凝聚力的不足、多变和销蚀。道德有大德与细行之分，纵观古今，在这两方面都较为完美者较为少见，多数成功者一般是在这两方面表现得较为均衡或者大德表现较好。刘邦与项羽相比，可谓大德方面做得较好，而项羽则相反。所以说，他尽管强大，却容易衰败。
三是人格的完善程度。人格既反映人的共性，又反映领导角色的个性，寄托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和人性完善的强烈愿望。领导的正气必然地也应该体现在人格的健全和人性的美好方面。人格从内容上来划分，包括性格、气质、情绪、良知、意志、态度、智商、道德感、社会体验、交往倾向、交往能力和沟通方式等因素，是一种人性化的社会角色形象。从社会对领导角色的人格期待来讲，健全的人格包括正常和超常两个方面。正常，即具有人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能够相互比拟、相互沟通，哪怕是缺点，只要是人所共有的，一般也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领导人格的正常能对下属和民众产生亲和力，使人们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觉得领导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能理解自己的。超常，即领导毕竟是统领者，除了要有人之常情，还必须具有常人所不及的人格素养，令人有高山仰止的敬畏感，以使下属和民众觉得可以信赖和追随。超常人格通常是人所理想而常人又难以达到的境界，谁能拥有，谁就获得了一种代表正气的号召力优势。
以史观之和以时观之，受人拥戴的领导，无不是那些既有常人之情又有超常之性的领导、亲和力和威慑力较为均衡和有机统一的领导。人格体现正气的本质在于，它尊重人的情感，关注并力求满足人的正常需要，同时在弥补常人的人格缺陷和追求人的人格理想方面为人所不及、为人所推崇。因此，体现正气，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同时还是一种加强人格修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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