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
一、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
习近平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近平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
从理论上思考，习近平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近平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
从现实层面，习近平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如苏联解体、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
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
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曾经《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辽宁日报》听了许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二、如何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提升意识形态能力?
这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
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所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在针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
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习近平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为标尺，也不能以“右”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某某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对于某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也要多想一想。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习近平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当年，苏联解体、东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第一，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及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近平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
三、提高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原则
第一，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秉持“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习近平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甚至包括我们的每一公民，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强了，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我们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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