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最高追求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在相对和平的现代，寻找个人价值认同的过程相对容易，我难以想象混乱的时代连展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机会都是奢侈的。但这种时代真是存在过: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
我想，可能大多数民族的特殊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在乱世中形成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只有在乱世才会有人没有机会证明自己，而如果有人愿意承认他们的价值，那么就是满足了他们最高尚的欲求，他们定愿为贵人、伯乐做牛做马，甚至奉献出生命，那个时代在人情方面和现在相比，是多么可爱呀。现代社会欺骗和背叛屡见不鲜，珍贵的知己难寻。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找不到愿为“恩情”拼命的人了。
但我并不认可所有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因为我觉得，做正确的事远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和神圣，如果事情本身性质错误，那么将事情做得越正确就越谬误，比如聂政刺侠累看似是一次成功的刺杀，可聂政自己却家破人亡，荆轲刺秦王也加速了燕国的毁灭。
如果燕太子丹听从鞠武所说的：“疾遣樊将军入匈奴灭口。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燕或许就可战胜秦国，即使无法战胜也可存活较长时间，可丹采用的方式却是简单粗暴的刺杀秦王，就国家利益而言，这不仅不会得到收益，反而会招来秦国的报复，还损失了两个人才，那么，这么愚蠢的行为是什么导致的呢?让我们来分析燕太子丹的初衷是什么?“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引用原文后，需要转述原文为白话文，以方便读者阅读。）太子丹的初衷就是报一己的私仇，他仅为一己之私而动用大量财力、物力行刺秦王，最终将国家推向灭亡。象太子丹这种人，他的行为看似仗义，可就整体来看，却处处纰漏，比如收留樊於期，我第一次也被丹的“善”所撼动，可长远考虑还是那句话：这除了招来秦国的怨恨还有何用?象这样的冒险的行为他自己却浑然不知。丹的人品也是值得怀疑的，丹对鞠武所说的是私人恩怨，而对田光所说的是：“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将歪理说得名正言顺。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客。是值得尊敬的“正人君子”他反抗秦国深恶痛绝的掳掠，直至人头点地。
我个人认为在刺客中值得称许得是曹沫，他即没有伤害他人的肉体也没有残身苦行，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大患。
我也不能对刺客的意义过多妄加评论，他们没有降福于大多数人，可却得到了自我实现，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那样的时代塑造出那样的规则，让他们只知道把事情做正确。我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庆幸，因为我可以通过正常的求学、升学实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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