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理论有用吗?”大部分人的回答可能是：没用。小部分人则会说：有用。再追问：有什么用?能应答者比较寥寥。这其实是我们在现实中经常会遇到的、切实的困境：我们想得到，但不想延时得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每天可以刷微信十几个小时，看似知道了很多知识，可是无法真正把这些知识整合、联系起来为自己所用的原因。就像吴文英的词，“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须知任何真正知识的获得都是比较费劲的，都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的。
斯密在讲到工种的切换时：“每一个农村劳动者，每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他的工作和工具，一辈子几乎每天要干20种不同的活，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必然地会养成闲荡和漫不经心的习惯，使得他几乎总是懒懒散散，即使在最紧迫的场合，也不能用力冲击”。必须承认，斯密描绘的这种场景，我是再熟悉不过。因为我的老父亲就是这样一种劳作状态，这种状态已经保持了将近60年。可是我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后，都无法用语言把这种状态描述出来。这还不是更高级的理论创造，没有什么新奇的词汇，只是一个现状描述。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惑，很多人和事，自己也经历过。但就是描述不出来。这是理论创造的第一个难点：对习以为常的事物要保持敏感。这种敏感，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天赋。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修炼。你得把微信段子放下，认真的、有耐性的读一些严肃读物，以此来锻炼自己对平常事物的敏感。
斯密针对工种的划分，有这样的表述：“有一些非常令人愉快的和优美的才能，其拥有者能得到某种赞赏；但是为了利得而施展这种才华，出于理性或偏见，被认为是出卖色相。因此，对于用这种方式表演其才华的人的金钱报酬，必须既足以补偿在获取这种才能所耗费的时间、劳动和金钱，还足以补偿运用这种才能作为谋生手段时所蒙受的屈辱。演员、歌剧歌唱家、歌剧舞蹈家等等所得高昂的报酬就是基于这两个原则:才能的稀缺和美妙，以这种方式运用才能的耻辱。”中国古代也有对演员的一些不太存有善意的表达，说他们是“百工之流，倡优蓄之”。现在社会上也有类似的表述，说某某演员钱来的太容易了之类的评价和认知。请仔细读一读西方现代经济学鼻祖写的这段关于演员这种职业的话语，不知道通过这样的理解能否改变你之前的一些成见。斯密的解释告诉我们理论创造的第二个难点：对社会成见要进行合理的反动。另外还有一些成见，是说当下把张三打倒，会马上出现李四取而代之。这种操作在其他领域也许可行，但在艺术领域不见得好使。王羲之之后，再也没有出来过能超过他的人。李白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克尔凯郭尔自信地说，我这样的人，几百年才出一个。另外，我们考虑问题，得有历史感。什么是历史感，简单的说就是具有同理心。历史往往和当下是相联系的。历史就是当下，当下就是历史。事实上，把时间给定，一个区域能生长出来的艺术人才，特别是顶级艺术人才也是给定的，并不会无限度的供应。
可能是因为《国富论》太有名，把《道德情操论》盖住了。事实上，《道德情操论》也是一本具有相当分量的著作，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斯密真正的成为一名学者。因为表达的实在是太优美、太像学者的著作了，批评者很少，大部分都是溢美之词。也因为这本书，斯密获得了一个终身都能领取不菲薪水的教职，实现了所谓的财务自由，也为撰写《国富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告诉我们进行理论创造的第三个难点：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些学者们赚钱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自己在进行理论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物质匮乏而导致研究中断。大经济学家中，李嘉图超级有钱，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钱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虽然不太会赚钱，可是恩格斯会啊，而且恩格斯挣了钱会全力支持他，自己不会赚没关系，能拉来赞助也是本事。熊彼特当过银行行长，凯恩斯既会赚钱，还会当官，当然更会写书。
不管是敏感也好，反动也罢。其实都指向了全情的投入。它告诫我们，在理论创造的道路上，不要意图走捷径，不要想通过碎片化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吸纳构建理论大厦，那肯定是徒劳的。具备了这两个基本条件，再有点闲钱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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